1960年的北京，正深陷三年困难时期的寒冬，城市普通工人月薪不过40元，2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，折合如今超3200万，足以支撑数万人半年的生计。
就是在这样国家经济极度拮据的背景下，3月18日的黄昏，一场精心策划的惊天诈骗，在广场西侧的西交民巷悄然上演——骗子竟敢伪造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，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20万现款。
当时，36岁的王倬是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，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他，有着不错的文化功底和书法基础，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做过收发员兼会计，熟稔财会书写规范与机关办事流程。
此人满脑子资产阶级享乐思想，月薪几十元的收入，让他无法忍受和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腰带的清苦生活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看到处长拿着一张仅有首长寥寥数语的字条，未盖任何公章，便顺利办成了事情，这让他嗅到了“机会”，若是大胆一些，伪造总理批示骗银行，定然畅通无阻。
他利用工作便利，搜集报刊上周总理的题词、公文中总理的批示复印件，甚至偷偷临摹公安部礼堂悬挂的总理题词，躲在李广桥南街3号的家中，日夜用毛笔在旧报纸上反复打磨，从笔画走势、偏旁搭配到“周恩来”三个字的神韵，逐一复刻。
凭借着原本就不错的书法功底和财会人员的细致，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练，他笔下的总理笔迹已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。
紧接着，他开始筹备作案工具和材料：从北海后门百货商店买来刻刀、毛笔，从王府井商场购得蜡纸、刻笔、印泥，又以“给街道食堂刻饭票”为借口，从单位文印室借来誊写钢板；而国务院的浅棕色牛皮纸信封和15行红格有光公文纸，对他而言更是唾手可得——外贸部日常与国务院有大量文件往来，作废的信封随意堆放在档案室，内部自制的、中缝带鱼尾纹的15行红格公文纸更是随用随拿。
他精心挑选了一个1959年6月印刷的国务院旧信封，用橡皮和小刀片轻轻擦刮掉上面原有的收发字迹，又用浆糊仔细进行二次封口，凭肉眼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；那份公文纸经轻工业部造纸所后续检验，竟是罕见的进口纸张，当时仅有外贸部等少数中央部委使用。
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王倬开始设计骗局的每一个环节，甚至连细节都反复推敲，力求贴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与机关办事逻辑。
他深知，要让银行毫无怀疑，必须让骗局站得住脚，于是虚构了“西藏活佛讲经会”的事由，还特意在批示中加上“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”的字样，既贴合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，又营造出“政治任务”的紧急感。
在这个精心编造的事由下，他要求拨款为“市场流通的旧票、拾元面额、包装整齐”，既让银行无法通过新币编号追查，又符合“紧急拨款无需走账”的假象。
此外，他还为自己取了“赵全一”的化名，这个名字是他1950年为逃避赴朝作战、与同事王昌国开小差伪造路条时用过的，因为觉得这个假名取的好，竟未想过更换，这一点成了他日后暴露的关键破绽。
3月17日深夜，王倬在自家屋内连夜制作假文件，他先用钢笔在15行红格公文纸上写下拨款请示，谎称“主席办公室来电，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，中外记者参加拍摄纪录影片，主席嘱拨款修缮寺庙，拟拨15-20万元”，再用毛笔模仿总理笔迹写下批示“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”，落款“周恩来”并标注三月十八日，又在旁注上三条具体要求，最后用水彩笔直接描绘出“总理办公室”的圆形戳记，用钢板刻蜡纸蘸红印油印制出“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”的长方形印文，盖在提前写好的介绍信上，介绍信上清晰写着：“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前去你行领取拨款二十万元整。”
王倬将作案时间定在3月18日周五下午，他算准了这个时间点的所有“便利”：银行行长、副行长均在外地开会，值守人员多为副手，处理紧急事务易疏忽；周五临近下班，工作人员急于完成工作，不会过多深究；周末银行核对流程放缓，即便发现问题，也会延迟数日。
当天下午3点半，王倬向处长请假，谎称要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，随后便骑车离开单位，刻意绕开熟人路段，回到家中取上装有假文件、介绍信和一个紫色封皮发文本的手提包，直奔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。
下午5点30分，他身着灰色人字呢大衣，手提公文包出现在银行传达室，一口北方口音，语气沉稳又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：“我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，送急件给行长，限五点四十分前送到。”
工作人员见他一身标准的机关干部打扮，递来的浅棕色牛皮纸信封上印着清晰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”字样，毛笔书写的“速送（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”力透纸背，丝毫不敢怠慢，当即在他拿出的紫色封皮发文本上签字，转身便将急件火速送进行长办公室。
当时行长曹菊如外出开会，值守的是行长办公室于秘书，她拆开信封后，一眼便看到了那份带着“总理批示”的报告，心中虽有一丝疑惑：20万巨款拨款竟未通过财政部，而是直接由银行拨付？
但眼看手表指向6点12分，距离限定送款时间仅剩不到一小时，这份涉及西藏宗教事务和外事形象的“急件”容不得半分耽搁。
她当即抄起电话打给北京分行，语气急促地要求：“半个小时之内，准备好20万元现金，要拾元面额的旧票，这是总理交代的政治任务，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随后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。”挂了电话，于秘书立刻将报告送到计划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。
王副局长反复翻看批示，看着那熟悉的总理笔迹，心中的疑虑愈发强烈，可这份批示标着“紧急”，又事关民族政策，容不得他过多犹豫。
就在王副局长迟疑的片刻，办公桌上的电话骤然响起，听筒里传来与送件男子相似的北方口音，对方自称是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，语气带着几分催促：“款项准备得如何了？这是总理亲自交代的事，七时前必须送到民族饭店，不得有误！”
这通卡准时间的催办电话，是王倬在送完急件后，就近找到西交民巷的公用电话亭打出的，短短一句话，彻底打消了王副局长最后一丝疑虑。
随后又拨通发行局电话，反复叮嘱：“总理办公室刚来电话催了，火速去北京分行取款，七点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，交给赵全一。”
银行的工作人员开始争分夺秒地筹备款项，彼时的20万元，是2万张第二套人民币的拾元纸币，全部为市场流通的旧币，工作人员一张张整理、捆扎，用苏联进口的钞票专用麻袋分装成两袋，每袋重达百斤。
傍晚6点40分，银行发行局朱科长等三名干部，抬着两个袋登上银行的老式吉普，直奔西单民族饭店，一路上不敢有丝毫耽搁，生怕误了“总理的指示”。
晚上7点整，车辆准时抵达民族饭店，三人抬着麻袋走进熙熙攘攘的大厅，刚向服务台询问“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”，一旁大沙发上便立起一名男子——正是王倬，此时他已换下了灰色人字呢大衣，身着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，黑色呢子裤，神色淡然，仿佛早已等候多时。
朱科长按流程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明，王倬便拿出那张盖有“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”印文的介绍信，朱科长看过之后，仍觉不妥，又提出：“，麻烦您写一张收条，我们也好回去交差。”
王倬早有准备，立刻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，提笔便写下收条，上面写着“人民银行送来币二十万”，其中“币”字被他写成上“人”下“巾”的怪异模样，还习惯性地标注了财会人员常用的“￥”符号，只是当时朱科长等人一心想着完成任务，并未留意这些细节。
确认收条和介绍信无误后，三人将两个袋交给王倬，便如释重负地离开，他们不会想到，自己亲手送出的，是国家拮据时刻的巨款，而这个看似沉稳的“赵全一”，转身便露出了慌乱的真面目。
王倬深知此地不宜久留，他先将两个袋拖到民族饭店西侧的僻静角落，观察四周无人后，将其中一个麻袋绑在自行车后座，用事先准备的蓝布帘仔细遮挡，推着自行车匆匆钻进附近的胡同。
他不敢走大马路，专挑偏僻的小巷穿行，抵达李广桥南街3号后，将钱款藏在院内柴房角落，又立刻折返民族饭店，用同样的方式将另一个麻袋运走。
短短一个多小时，20万巨款便被他成功转移至家中，这场精心策划的诈骗，在他看来，已是大功告成。
他将两个袋藏在屋内床底，不敢花一分钱，甚至不敢多看一眼——当时的北京，物资匮乏，连买块点心都要凭票，若是他突然出手阔绰，必然会引起怀疑。
3月23日，行长曹菊如回京后，听王副局长汇报了这笔“紧急拨款”，当即提出质疑：“总理的批示，为何总理办公室迟迟没有后续的入账通知？”
3月24日，银行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线万元拨款的下账事宜，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却一头雾水：“总理从未做过此批示，何来拨款一说？”
晴天霹雳瞬间砸向银行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当即将那份伪造的批示、介绍信和收条送往总理办公室，经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核对，所有文件皆是伪造。
周总理得知此事时，正为全国灾情忧心忡忡，听闻有人竟在国家困难时期伪造自己的批示骗取巨款，更是震怒不已，当即亲自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，严令：“限期十天破案，务必将罪犯捉拿归案，追回赃款！”
当时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主持会议，接到谢富治的紧急电话后，当即中断会议，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，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亲自指挥，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排查就此展开。
专案组的第一步，是对案发现场的四份关键物证——伪造的批示、介绍信、收条和国务院信封进行全面技术检验，这项工作由公安部治安局技术处文检组组长刘文带队完成，这是案件侦破的第一道关键关卡。
文检人员借着台灯的微光，用放大镜一点点观察物证的细节，连夜得出第一批关键结论：四份物证上的钢笔字、毛笔字均出自一人之手，周总理的签名并非亲笔，而是精心临摹而成，笔画虽像却过于规整，缺少总理书写的自然神韵；介绍信上的“总理办公室”戳记是用水彩笔直接描绘的，而“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”印文，是用誊写钢板刻蜡纸后蘸红印油印制而成，印文边缘模糊，毫无公章的规整质感；收条上那个怪异的“币”字和财会专用的“￥”符号，直接指向罪犯是懂财会的人。
为了深挖物证线索，专案组动用了当时能调动的所有技术手段，为确定信封上被擦刮的原字迹，文检人员张申与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人员反复进行红外线、紫外线摄影，试图复原字迹；公安部还专门联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，由主席的儿子刘允斌协助，进行原子放射同位素查验，虽最终未发现有价值线索，却足见侦查的细致；为确定墨水来源，侦查人员走访了北京所有的文具店，收集了上百种墨水样本，甚至动用了当时公安系统罕见的电子显微镜进行成分分析，只因墨水使用面过广，才未能锁定具体来源。
而最关键的线行红格公文纸和国务院旧信封上——经同版鉴别和纸张纤维成分分析，确认信封是1959年6月印刷的国务院专用信封，公文纸是外贸部内部自制的专用纸，且两者均是国务院与外贸部文件往来的常用物料。
档案科科长吴空接到专案组协助请求后，立刻带领科室全体人员连夜排查浩如烟海的文件，从纸张尺寸、横格行数、间距到鱼尾纹逐一记录比对，直至深夜，文书科白雅茹才在一份外贸部来文中发现了同款公文纸。
随后档案科全员突查外贸档案，先后找到十余张相同纸张，均是外贸部专用，这就彻底将侦查范围锁定在了外贸部内部。
北京市委也同步发出号召，发动一场破案的“人民战争”，公安部甚至抽调军队连排级干部下沉基层，配合派出所开展入户摸排，广播、报纸连续播报案情和罪犯特征，从东北到西南，全国上下都在寻找这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，而北京的大街小巷，就连胡同里的大爷大妈都熟记着罪犯的特征：30多岁、中等身材、圆方脸、肤色稍黑、北方口音、眼睛偏小。
4月1日，外贸部保卫科正式向专案组汇报线索，而外贸部常务副部长更是当场表态：“从我查起，我以下的所有人的档案都可以查。”
次日下午，公安部经保局8名文检技术人员进驻外贸部，将部内工作人员档案全部摆放到会议室，逐人核对笔迹、案发当天行踪和是否接触过国务院信封与专用公文纸。
结合银行工作人员和民族饭店门卫的描述，一份包含十余名嫌疑人的名单很快被整理出来，经过层层筛选，名单不断缩减，而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，逐渐成为了唯一的重点嫌疑对象，指向他的线索，每一条都铁证如山。
案发当天王倬请假称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，侦查人员前往医院核查，从挂号处到病房，未找到任何就诊记录，其作案时间完全吻合。
他曾以“街道食堂刻饭票”为借口向单位借走誊写钢板，经查街道食堂从未有过刻饭票的需求，而这块钢板始终未归还。
同事董林反映，平日里性格温和的王倬，案发后变得极为敏感，一次同事闲聊说起骗子眼睛偏小，董林随口开玩笑：“老王，你眼睛可不算大呀。”王倬竟瞬间勃然大怒，拍着桌子喊：“你诬陷好人！”还执意要拉着董林找领导理论，这般过激的反应与平时判若两人。
更可疑的是，案发后王倬多次去北京站查看去广州的火车时刻表，在售票窗口徘徊良久，有明显的逃跑意图，他还将家中的旧血压表、医疗器械送到王府井当铺典当，伪装家境贫寒的模样，试图迷惑周围人。
而侦查人员在查阅王倬的人事档案时，更是发现了那个致命的破绽——1950年他为开小差的同事伪造路条时，曾使用过“赵全一”的化名，还为该同事办理过临时户口，与诈骗案中的收款人姓名完全一致。
专案组早已安排侦查员在李广桥南街布控，4月2日清晨，胡同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，唯有王倬家的烟囱冒出滚滚黑烟，还夹杂着刺鼻的焦油味，与普通烧煤、烧柴的气味截然不同。
监控人员还发现，王倬清晨出门倒垃圾时，垃圾袋中竟有疑似纸张燃烧后的炭化碎片，侦查人员立刻将垃圾带回公安部技术科，经鉴定，碎片中含有人民币的纸张纤维，确认王倬正在家中焚烧赃款销毁证据。
更有电车售票员向专案组反映，3月18日傍晚曾见过与王倬相貌相似的男子，推着绑有大布袋的自行车，在民族饭店附近的胡同穿行，布袋的大小与装钱的麻袋高度吻合。
专案组当即调取了王倬在单位的所有书写材料——包括工作单据、报告、便条，送往文检组进行笔迹鉴定。
文检人员将王倬的笔迹与伪造批示、收条上的笔迹逐一比对，从笔画走势、偏旁搭配、运笔特征到书写习惯，两者高度吻合，那个收条上怪异的“币”字，王倬在日常工作的财会单据中也曾多次这样书写，而他书写的“￥”符号，也与收条上的完全一致。
不到两个小时，文检组便出具了正式的笔迹检验鉴定书：伪造文件的笔迹均为王倬所写。
与此同时，公安机关根据证人描述绘制的“赵全一”模拟画像，与王倬的证件照摆在一起，眉眼、脸型、神态如出一辙，而外贸部档案室的记录显示，王倬常年负责与国务院的文件往来，有机会接触到作废的国务院信封和内部专用公文纸。
所有证据都指向，这个在外贸部工作了八年的科员，就是这起惊天诈骗案的始作俑者。
鉴于王倬正在焚烧赃款，随时可能逃跑，专案组决定立即实施抓捕，行动时间定在4月3日夜零点，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下令，北京市公安局抽调十余名精干侦查员执行任务，文检组组长刘文则在李广桥南街口的吉普车内等候，随时准备对接后续工作。
抓捕行动兵分两路：一路侦查员提前封锁李广桥南街的胡同口，禁止任何人员进出，防止王倬逃跑或有人通风报信；另一路为攻坚小组，负责入户抓捕，为了不发出声响，侦查员没有走大门，而是从胡同两侧的院墙翻入，一名身手敏捷的侦查员直接从王倬家的屋顶跳下，落在院内空地上，其余侦查员则撬开院墙的小门，悄悄进入院内。
院内一片寂静，只有屋内传来轻微的鼾声，侦查员轻手轻脚走到正屋门前，发现房门从内部插死，一名侦查员用手指沾着口水，轻轻捅破窗户纸，将手伸进去拨开插销，房门应声而开。
五名侦查员鱼贯而入，直奔里屋，此时王倬还在熟睡，侦查员一把掀开被子，将他从被窝中拖出，王倬瞬间惊醒，惊慌失措地想要挣扎，嘴里喊着，“你们干什么？我是国家干部！”
侦查员当即给他戴上手铐，将他押出屋外，塞进等候在门口的吉普车，整个抓捕过程干净利落，前后不过五分钟，没有发出一丝声响，而此时，距离周总理下达十天破案的命令，仅仅过去了八天。
抓捕的同时，搜查工作同步在王倬的家中和单位展开，两路侦查员分别行动，力求全面收集罪证。
家中的搜查由北京市公安局刘汉臣处长带队，侦查员在屋内搜出了大量作案工具：刻刀、蜡纸、印泥，还有那支未归还的誊写钢板，钢板上的划痕与伪造介绍信上的印文痕迹完全吻合；柴房里找到了被拆散的自行车和一捆麻绳，正是王倬运送赃款的工具；床底下翻出了被剪碎的灰色人字呢大衣碎片，拼合后正是他作案时穿的衣服；桌上还散落着大量临摹总理笔迹的旧报纸，上面写满了“周恩来”的签名和总理批示的常用语句。
而最关键的赃款，却迟迟没有下落，侦查员将屋内翻了个底朝天，床底、柜缝、墙角，甚至连房梁都检查过，始终不见现金的踪影。
此时，王倬的母亲张可明站在一旁，眼神躲闪，双手紧紧护着西屋南侧的蜂窝煤堆，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刘汉臣处长的注意。
那堆蜂窝煤半人高，最上层落着厚厚的灰尘，看似许久未动，可煤堆下方的地面，却有一片淡淡的新鲜黄土痕迹，与周围的旧土格格不入。
刘汉臣一声令下，侦查员戴上手套，将蜂窝煤逐层轻轻搬开，每搬开一层，新鲜的黄土便更明显一分。
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后，黄土之下露出了一块深蓝色的苫布，揭开苫布，一捆捆用橡皮筋扎好的拾元旧纸币赫然出现在眼前，侦查员当场清点，共计19.2万元；而在屋内的煤球炉中，侦查员收集到了大量人民币的炭化残片，经核对，被烧毁的现金约8000余元。
据王倬后续供述，他为了烧钱不被发现，特意买了闹钟，每天凌晨天不亮就起床烧钱，还在炉中加入消毒水，试图掩盖焦糊味，可终究还是留下了痕迹。
在王倬上锁的文件柜中，搜出了尚未用完的外贸部15行红格专用公文纸，还有几张未使用的国务院旧信封。
他的办公桌抽屉里，有一个笔记本，其中一页有明显的撕痕，经比对，撕痕的边缘与诈骗案中收条的纸张边缘完全吻合，确认这页纸就是写收条用的原页。
4月3日凌晨，王倬被押至公安部预审处，起初他还百般抵赖，声称自己“被冤枉”，拒不承认任何犯罪事实，甚至搬出自己的工作经历、家庭情况，试图博取同情。
可当预审人员拿出笔迹检验鉴定书、搜出的赃款、作案工具、人事档案中的“赵全一”化名记录，还有那本缺页的笔记本时，王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
他低着头，沉默了许久，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，从2月萌生歹念，到临摹总理笔迹、筹备工具，再到3月18日伪造文件、骗取巨款，以及案发后焚烧赃款、试图逃跑的全过程，每一个细节都与专案组的侦查结果丝毫不差。
1960年7月28日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，这个妄图凭借小聪明觊觎国家巨款的骗子，最终为自己的贪婪和狂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其参与窝藏赃款的母亲张申，经周总理批示宽大处理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
被骗的20万元巨款，除被烧毁的8000余元外，其余19.2万元全部追回，在国家困难的时刻，这笔失而复得的巨款，也让无数人为之松了一口气。
这起案件的侦破，不仅彰显了新中国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和文检技术的初步成熟，更成为了国家机关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契机。
在那个没有监控录像、没有大数据比对的年代，正是依靠全民动员的排查力量，依靠普通群众提供的点滴线索——胡同里的黑烟、当铺的典当行为、火车站的异常举动，依靠国务院档案科、外贸部、轻工业部造纸所等各部门的通力协作，依靠侦查人员细致入微的现场勘查、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，才让罪犯无处遁形。
而王倬的落网，也印证了一个永恒的真理：任何妄图挑战国家权威、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，无论策划得多么周密，最终都将在正义的天网面前，无处藏身，身败名裂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